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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查克·阿克雷谷歌演讲
主持人: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价值投资特别访谈。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超级特别的嘉宾。他是一位卓越的投资人,专门寻找那些能“长期滚雪球”的(Long-term Compounders)公司。
在访谈开始前,我跟他聊了几句,发现他这人还特别幽默。希望待会儿大家提问时能见识到。
我来简单介绍一下:查尔斯·T·阿克雷(Charles T. Akre),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查克·阿克雷(Chuck Akre)。他是美国的投资家、金融家和商人。他是Anstar集团的董事,也是Akre资本管理公司、FBR焦点基金和其他基金的创始人、董事长和首席投资官(CIO)。
话不多说,让我们欢迎查克·阿克!
查克·阿克雷:谢谢。大家好。
我先澄清一件事,免得大家搞混。从2009年8月开始,我就和FBR焦点基金(FBR Focus fund)没什么关系了。那是我“以前”管理的一只基金,在我2009年9月成立自己的基金之前。
查克·阿克雷:我刚才在台下随手写了点笔记,给它起了个标题,叫“一个英国文学专业学生对投资难题的胡思乱想”。
主持人之前说,大家可能对我“是怎么入行的”以及“投资理念是怎么演变的”感兴趣。
这么说吧,我刚入行的时候,就是个“啥也不懂”的门外汉。我大学先是读医学预科,后来转去读英国文学。所以,当我1968年7月开始当股票经纪人的时候,我一节商科的课都没上过。
你们可以心算一下我干这行多久了——挺久了。在我们弗吉尼亚州,管这叫“(老得)跟泥土一个辈分了”。
因为我啥也不懂,所以我当时就像一张“白纸”。我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要搞明白这个“投资难题”:到底什么才算一个“好投资者”?什么才算一笔“好投资”?
我从那时起就开始疯狂地读书,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早期对我影响很大的书,比如约翰·特雷恩(John Train)写的《金钱大师》(The Money Masters),那本书里第一次(在福布斯杂志文章之外)正经地介绍了沃伦·巴菲特。
事实上,巴菲特就在那本书里,列出了“伟大企业”的特征,以及“伟大投资者”的特征。这书对我非常重要。
我还读了本杰明·格雷厄姆的《聪明的投资者》。
到了1972年,我在《巴伦周刊》上看到一篇书评,介绍了一本叫《股市中的100倍股》(100 to one in the stock market)的书。作者叫托马斯·菲尔普斯(Thomas Phelps)。
△《股市中的100倍股》
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,它真正让我开始死磕“复利回报”(compound return)这个概念。
虽然他没在书里明确提到“复利”这个词,但从3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1年,他找到了大概350家上市公司,如果你投资了它们,就能赚到100倍。甚至有几个例子,你只用两三年就能赚100倍,这太牛了。
这些公司(能涨100倍)的区别在哪呢?区别就在于你“滚雪球”的速度,也就是你的资本复合增长率。
这本书帮我理清了思路。我还读了很多商业传记,现在也还在读,因为这能帮我理解“人性”,看人们在商业世界里是怎么思考和行动的。
回到那个难题:到底什么才算一笔“好投资”?
如果你开的是一家私人公司,没上市,你怎么知道自己干得好不好?你不能说“我股票涨了”,因为没股价。
最简单的办法是:如果到年底,你桌上的那堆钱比年初时更厚了,那你就成功了。
但如果你的生意机会太好了,你把所有赚来的现金又投回去扩大再生产了呢?年底桌上没钱了,你怎么算?
你得去找你的会计,他会告诉你:“你去年底的身价是这个数,你今年底的身价是那个数。”
这就是判断生意是否成功的标准。这个想法非常重要,因为它把你带回到了一个最简单、最根本的问题上:“回报率”(Rate of Return)。
不光是看你赚了多少钱,而是要看你“每年”赚多少钱(年化回报率),这样你才能拿它和别的东西(比如国债)去比较。
在我们公司,我们常说:“回报率”是所有投资的底线。
于是我就去研究,历史上所有大类资产的回报率都是多少?股票、债券、艺术品、房地产、石油、收藏品……你能想到的都算上。
数据告诉我们,在过去(我研究那会儿是)70年,现在看可能是100多年里,美国上市公司(股票)的年化复合回报率大概在9%到10%之间。
这个数字,比其他所有大类资产的回报率都要高,而且这还是“没加杠杆”的回报。
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:为什么(股票)是9%-10%?为什么不是3%或者16%?
我数学不太灵光,所以我用“相关”这个词,但我不是从数学上证明的,我只是“观察”到:
这个9%-10%的(股市)回报率,非常接近这些公司本身用股东的钱(股东资本)能赚回来的回报率。
我们一般管这个叫 RoE(Return on Equity,净资产收益率)。(说得再精确点,我们看的是“自由现金流回报率”,就是扣除了维护性支出的现金流,除以投入的资本。)
所以,我从这里得出了一个假设(或者说结论):
长期来看,只要估值保持不变,并且公司不分红,那么你作为股东的回报率,就会无限接近这家公司本身的RoE。
你肯定会说:“你个傻瓜!股市的估值天天都在变,怎么可能保持不变?”
没错。所以,我们才要非常努力地,在“一开始”就用一个有吸引力的估值(便宜价格)买入。 你的买入价越低,你未来获得更高复合回报率的机会就越大。这道理很简单。
我可以用一个小学的算术题给你们证明一下(RoE和股价的关系):
- 假设有只股票,股价10块钱。
- 它的“账面价值”(Book Value,净资产)是5块钱。
- 它每年能赚1块钱。
我们来算算:
- RoE=1块盈利/5块净资产=20%
- 市盈率PE=10块股价/1块盈利=10倍
- 市净率PB=10块股价/5块净资产=2倍
好,我们假设公司不分红,把赚的1块钱加回净资产里。
第二年:
- 净资产变成了5+1=6块钱
- RoE不变(还是20%),那么新的盈利就是 6块 * 20%=1块2毛钱
现在,我们假设市场给的“估值”不变(PE还是10倍,PB还是2倍):
- 按PE算:股价=1块2盈利*10倍PE=12块
- 按PB算:股价=6块净资产*2倍PB=12块
你们看,股价从10块涨到了12块,涨了多少?涨了20%。
这个20%,和这家公司本身的RoE(20%),是不是一模一样?
这就是我的(非常粗浅的)证明。这个概念非常非常有价值,我们用了几十年,效果很好。
那么,下一个问题是:我们该怎么找到那些能给我们带来“超额回报”的投资呢?
我们说,我们喜欢在“高回报生意”的鱼塘里钓鱼。
这就让我们的工作简单多了。我们首先看的就是:这个生意的资本回报率(RoE)怎么样?
我来问大家一个互动问题。你们猜,现在美国企业的“平均净利润率”大概是多少?
(主持人:10-15%?)
你觉得有10-15%?我觉得可能再高点?(开玩笑)
我得说,大部分人猜的可能也就是“中高个位数”(比如7%、8%)。
好,那我再问个问题。我们持有的一个公司,万事达(Mastercard)和Visa,你们猜,它们的净利润率是多少?
(台下:30%多?)
答对了!它们的净利润率在30%多!
你想想,就算你把这个数字砍掉一半,再砍掉一半,它顶多也就是个“平均”水平的生意,这(30%多)简直是太吓人了。
我前几天在芒格的会议上跟别人聊起这个,都是些很懂市场的优秀投资者,他们居然也答不上来,他们没往这方面想。
但这恰恰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。因为我们坚信:我们能拿到的(投资)回报,取决于这家公司的“质量”,以及它让“每股经济价值”增长的速度。
顺便提一下万事达,待会儿我还会说到。当我们发现这么高的利润率时,我们就会花大量时间去搞清楚:“为什么?”
这生意的“本质”到底是啥?为什么它能赚这么多钱?要知道,这么高的利润率,等于是在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靶子,所有人都想来分一杯羹。
(三条腿的板凳)
在我办公室里,不知道为啥,一直放着一个老式的“挤奶凳”。是我爸传给我的,我爸又是从他合伙人那拿的。
这个凳子大概这么高(比画),它有三条腿。前面两条,后面一条。以前的农民挤牛奶时,会抓住后面那条腿,往屁股底下一塞,就坐下开始挤奶。
有一天我盯着它看,突然觉得,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投资理念的完美结构吗?
我们管它叫“三条腿的板凳”。
这只是个简单的比喻,帮我们用最简单的逻辑,去思考怎么找到伟大的投资。
第一条腿:一个“高回报”的生意。
就是我们刚才说的“超凡的生意”,万事达就是个超凡的生意,普通生意税后赚8%(RoE),万事达赚34%,这就是差距。
我们花大量时间去研究:这生意的“本质”是什么?(是什么样的护城河)导致了它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?
第二条腿:管理层,也就是“人”。
这涉及谁在经营这家公司。
简单说,我们希望他们既有“能力”,又有“诚信”。
他们不仅得是经营生意的“杀手级”人物,同时还得把我们这些(素不相识的)小股东当成“合伙人”看待。
这一点非常重要,反面教材是什么样呢?我前几天听人形容一种人:“说起话来像巴菲特,干起事来像罗恩·佩雷尔曼(80年代著名的恶意收购者)。”
外面有很多人,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公众股东拿到他们应得的那份利益。我们不希望投这种人。我们希望公司层面发生的好事,也能100%体现在“每股”价值上。
第三条腿:复利增长的机会,也就是“再投资”(Reinvestment)。
这是真正创造价值的地方。
现在有本很火的书叫《正在爆发的股权战争》(Dear Chairman),讲的就是“激进投资者”如何试图改变上市公司的行为,通常就是因为这些公司在“再投资”上做得太烂。
△《正在爆发的股权战争》
如果一家公司的资本回报率(RoE)非常高,我们最希望的,就是管理层能把所有赚来的自由现金流,再投回这个高回报的生意里去,继续赚取高回报。
这比他们把钱(分红)发给我们,我们自己再去投,要有效率得多。这才是“滚雪球”的精髓。
(复利的力量)
讲到“滚雪球”(复利),我总喜欢举那个你们都在网上看过的“一分钱”的例子。
我现在问问这位工程师:你面前有两个选择,我这只手里是75万美元现金;另一只手里是一分钱,但这分钱会在接下来的30天里,每天翻一倍。你选哪个?
(观众:选一分钱。)
我就知道你会选一分钱(笑)。
好,那我加码。我这只手里是200万美元现金,另一边还是一分钱翻30天。
(观众:还选一分钱。)
你还选一分钱?那……200万零1块呢?
200万零1块也是很多钱啊,你选哪个?
(观众:我选200万零1块。)
好了,有谁能立刻算出,一分钱翻30倍是多少钱吗?
(观众:1080万。)
对!1080万美元!(准确数字是10,737,000多美元)。
这个算术很简单:就是100%的回报率,持续30个周期,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
关于复利,最爽的地方在于:
如果你有只股票涨了10倍,下一次它再翻倍,你就等于赚了20倍;再翻倍,就是40倍……
复利的回报是惊人的。
关于复利,我曾经和巴菲特通过信。他总说:“对于复利,你要么懂,要么不懂。”
我给他写信说:“我的经验不是这样的。我的经验是,我一开始也不懂,直到我‘亲身经历’过,我才真正懂了。”
这就像投资一样。我这人吧,好像从来没法从“别人的”错误中学到教训,我必须“自己”犯错才行(才能学会)。
所以,我们(三条腿板凳)这套流程,就是为了帮我和我的同事,在投资时能保持“专注”。
(什么是风险?)
我们告诉客户,我们的目标是:
在承担“低于平均水平的风险”的同时,为客户创造“高于平均水平的复利回报”。
我们先说后半句:什么叫“低于平均水平的风险”?
我们持有的公司,通常有以下特点:
- 更快地增长
- 更高的资本回报率
- 更健康的资产负债表
- (我们买入时)还经常有更低的估值
从表面上看,这些生意本身的风险就更低。
请注意,这(风险)和“波动性”(Volatility)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我们坚信:“波动”(股价上蹿下跳)只是“短期”风险。
如果你在一年后有笔钱必须用来买房子,那你最好别拿这笔钱去投机(买股票)。
但如果你的投资期限是3年或5年,你就有能力让这笔钱为你工作。
所以,“波动”这个词,基本上不在我们的风险词典里。
(关于“平均回报”)
我们前面说了,“平均回报”大概是中高个位数(7-9%),或者低双位数(10-11%)。
这取决于整体的利率环境。
比如80年代那些很牛的投资人,他们能做出超高回报,那是因为1981年1月,3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是15.38%,基准利率是21.5%!
在那种高利率环境下,所有回报率都高。
而现在利率这么低,(所有资产的)回报率都降低了。我猜现在的“平均回报”大概就在“中高个位数”的低端。
我们说要跑赢“平均”,不代表我们“每一年”都能跑赢。
我们看的是5年、10年的维度。在这么长的时间里,我们的回报很有可能远超平均。
但在过去25年里,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年份,我们是跑输标普500的。我们用标普500只是因为它方便,我们其实不在乎跟谁比,那是客户的选择,我们自己不花时间想这个。
(谈谈业绩和案例)
我接下来可能有点像在“推销”了,主持人你可以把这段剪掉。
(查克在这里列举了他管理基金的长期业绩,均大幅跑赢标普500指数)
我把这些数字拿出来,不是为了炫耀,而是想说,这就是我们运用这套“思维框架”(三条腿板凳)投资的结果。
主持人希望我举几个例子。
说个远的。八九十年代,我们投资了一家叫“国际赛道公司”(International Speedway)的公司。
它的特点是:12倍市盈率,RoE高达25-26%,老板自己持股60%(管理层优秀),而且赛车(NASCAR)业务增长空间还很大。
在十多年的时间里,我们在这笔投资上赚了10到20倍。
(虽然查克现在认为这家公司已经不行了)
另一个例子,也是娱乐相关的,叫“佩恩国民博彩”(Penn National Gaming)。
这机会怎么来的呢?很有戏剧性。我当时的一个下属,跟另一个投资者聊天,对方说:“你们应该看看佩恩博彩的10-Q(季报)。”
我们就去看了。当时这家公司在宾州有5个“赛马场外投注点”。
重点是,这个生意有“牌照”限制(高壁垒),全州总共就23个牌照。
我们在季报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:他们建第5个投注点,花了200万美元。
结果,这个投注点在投产后的12到14个月里,运营利润(Operating Income)高达160万美元!
我当时就想:“这生意不赖啊!”
我亲自去见了CEO。他是个房地产开发商出身,很懂风险,跟我说他这辈子借钱从没让他老婆共同签字。
后来,他把业务做成了全美最大的(非拉斯韦加斯)赌场运营商之一。
这笔投资,我们又赚了10到20倍。
还是那个逻辑:高回报+低估值+优秀的老板+巨大的增长机会。
(近期案例:万事达)
再聊聊现在的。我们刚才提到了万事达(Mastercard)。
我们最初是在2010年2月买的。那时候,金融危机刚过,国会正在讨论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,尤其是针对“借记卡”业务的条款。
长话短说,我们当时买入的平均成本是22.20美元。
今天(注:这是2017年的演讲),股价是109美元左右。
你们看,六年多,我们赚了5倍。
为什么?
这就是一个回报率高得吓人,但当时因为(政策)恐慌,估值极低(大概13、14倍市盈率)的生意。
而且它的自由现金流增速远超这个估值。
我们还碰上了好事:遇到了新CEO,彭安杰(AJ Banga),一个非常聪明、有魅力的家伙。
(回到三条腿板凳)
但万事达也有个“问题”:它的回报率实在太高了,高到它自己都找不到足够多的地方把钱(按同样高的回报率)再投回去。
所以,我们的“复利效应”因为(第三条腿:再投资)这个因素,被打了一点折扣。
它们没法把所有钱都投回主业,怎么办呢?
它们就疯狂地“回购股票”,也发点股息,同时在电子支付领域投入很多新技术。
(近期案例:穆迪)
另一个公司是穆迪(Moody’s)(做信用评级的)。
我们2012年1月买的,成本大概39美元,今天(2017年)是110美元。
这笔投资,我们赚了两倍半还多。
逻辑是一样的:一个伟大的生意。
金融危机后,政府又批准了六七家新的评级机构。我敢保证,在座各位,没一个人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
这个生意是“市场驱动”的,不是“监管驱动”的。
任何公司要发债,就必须去评级。市场上真正管用的就三家:穆迪、标普(S&P)、惠誉(Fitch)。市场份额大概是40%、40%、20%。
惠誉拿那20%拿了快100年了,它就是长不大。
这是市场力量决定的。
(近期案例:NSTAR)
还有一个我们投了快10年的公司,叫安达(Enstar)集团。
这生意很复杂,它们收购那些“停止运营”(Runoff)的保险业务。
(注:保险公司不想做的业务,比如卡车险,它们把这块业务连同准备金一起买过来,慢慢管理,赚取浮存金和理赔差价)
我2007年第一次买入,花了129美元。
今天(2017年)大概195美元。
我2007年买它时,它过去的账面价值(Book Value)复合增长率是20%多,但我付了3倍PB(市净率)。
今天(2017年)股价涨到了195。
(注:如果按129买,195卖,10年,回报率很低,约4.2%)
(查克自己算)……我大概翻了一倍……(注:他这里算的肯定不是129到195)……10年才翻一倍,年化也就7%左右。
我2007年买它的时候,付了3倍PB。我以为它能继续保持20%的增长,但它的回报率降下来了。
这笔投资的(低)回报,就是因为我的“起始估值”(买入价)太高了。
2009年(金融危机),我有机会在56块钱又买了一些,那部分(56块到195块)的回报率就接近4倍了。
这就又回到了我反复强调的问题:你的“起始估值”非常重要!
所有生意的回报率都在下降,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利率下降了36年的大环境里。
(爱因斯坦的智慧)
我快讲完了,大家也快没耐心了。
我分享几句爱因斯坦的话,我觉得他太有智慧了:
- “一切都应尽可能简单,但不能过于简单。”
- “天才和愚蠢的唯一区别是,天才是有限度的。”
- “我们无法用创造问题时的同一个(水平的)思维,来解决问题。”
- “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。”
- 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”(我书的扉页就印着这句)
我们自己加了句老掉牙的总结:
“好的判断来自经验,而经验来自糟糕的判断。”
(结论:一个红绿灯的小镇)
最后总结一下。
我们在一个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小镇(Middleburg)工作。
我常说,这让我们的决策过程简单多了。
如果我们待在纽约、旧金山,我们会身处几百个绝顶聪明的人中间。
他们谈论的东西听起来都非常吸引人,在智力上很有挑战。
但那会“分散我们的注意力”,让我们没法专注去做我们真正擅长的事情。
沃伦(巴菲特)当年离开纽约,跑回奥马哈,是完全一样的道理。
那不是说待在纽约不好,而是那会“干扰”我们。
所以,对投资者来说,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环境,让你能运用你学到的、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,而不是天天去听电视或者隔壁邻居说该买什么。
- 尽可能简单。
- 多用你自己的观察。彼得·林奇(Peter Lynch)也总说,去买你生活中看得到的、排长队的好东西。
- 脑子聪明(Big Brain),不代表投资就一定能搞好。
- 最后,(投资)没有标准答案。
我今天分享的,只是对“我们”有效的方法而已。
谢谢大家,接下来可以提问。
问答环节(节选)
主持人:谢谢查克。我们刚才在台下聊到家庭和孩子。您说您的孩子没有一个继承您的事业……这么多年投资,您肯定也赚了不少钱……您之前提到,您认为“让孩子有他们自己的‘挣扎’(Struggle)”很重要,能具体谈谈吗?
查克·阿克雷: 我们在住的地方(弗吉尼亚),见过太多有钱人。我们看到一些孩子,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靠“全额奖学金”(指家里有钱)过活的。
但他们的生活往往被(钱)毁掉了。他们不需要工作,也就不去工作了。
我太太和我的共识是:我们不想剥夺我们的孩子“挣扎”的机会。
“挣扎”对我自己的人生非常宝贵。我这辈子有好几次,(开玩笑说)你得戴上“玫瑰色眼镜”才能勉强看到我的资产等于我的负债(指濒临破产)。那些经历对我个人和投资而言,都太宝贵了。
主持人:您刚才提到“100倍股”(100 Baggers),您现在有看到什么标的吗?
查克·阿克雷:我这辈子只抓到过两个:伯克希尔·哈撒韦(BRK)和美国电塔(AMT)。
事实是,你一辈子真的只需要抓到一个就够了。
关键是去寻找它们(100倍股)的特征。
我们认为,大多数时候,你都能用“合理的价格”买到这些“超凡的生意”。
比如现在(2017年),你买美国电塔、穆迪、万事达,估值大概是它们明年自由现金流的19倍。
这等于说,(买入时)你就锁定了5%多的“收益率”,在现在1.5%的(国债)利率环境下,这笔买卖非常划算。
如果你用“十几倍”(Upper teens)的估值,买到一个增长率在“百分之十几”(Mid teens)的公司,我们管这叫“稳稳地上天堂”(get to heaven),而且风险很低。
主持人:(再谈美国电塔AMT)
查克·阿克雷: 微软(Microsoft)抓住了PC电脑爆发的十字路口。
而美国电塔(AMT),就处在“无线通信”爆发的十字路口。
从1G、2G、3G、4G,到马上要来的5G,每一次技术迭代,都需要更密集的网络(天线),它们都得装在电塔上。
AMT的“边际回报率”(即在已有的电塔上,多加一个租户,比如从T-Mobile换成AT&T),高达90%以上! 难以置信。
(查克讲述了AMT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的故事)
2000年泡沫破了,所有科技公司都崩了。AMT杠杆很高,股价从60多块跌到了5块(2002年初)。
我们5块钱买了点,还挺得意。
结果到2002年9月,它跌到了2块……
10月份,盘中最低到了66美分。
我们在80美分左右,买了几百万股。我自己持有的那部分,现在(2017年)还拿着。
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:一个极好的生意,被一张极烂的资产负债表给掩盖了。
同时,管理层(第二条腿)也在拼命自救。
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“打骨折”买入伟大企业的机会。
主持人:您怎么考虑“卖出”?比如Markel(MKL)这只股票,11年才涨了一倍多(年化7%),是不是说明在一个好公司身上,也会有估值过高、应该卖出的时候?
查克·阿克雷:我觉得,在投资这行里,最难做到的事情,就是“不要卖”(Not Sell)。
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(比如AMT),(因为短期恐慌)卖掉它,很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决定。
你提到Markel,它和NSTAR一样,在2006年时,估值涨到了两倍半PB(市净率)。
结果我10年才赚了一倍(年化7%),这确实不好。
事后诸葛亮地看,我当年(2006年)买入的估值给得太高了。
因为在那个估值下,我预期它未来的RoE(账面价值增长)能保持在20%,但它没有做到。
(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利率一直在降,所有保险公司的回报率都在降。)
主持人:最后一个问题,您同时买了Visa和万事达(双寡头),穆迪和标普(S&P)也是双寡头,为什么您只买了穆迪,不买标普?
查克·阿克雷:(金融危机后)标普被罚了一大笔钱,比穆迪多得多。
因为SEC(美国证监会)抓到了标普的“实锤”——他们有大量的内部邮件,员工自己都在说:“我们现在发的这些(垃圾)评级简直太疯狂了!”
但在穆迪,(政府)没有找到这种(明知故犯)的证据。
所以,我们认为这两家公司有“文化差异”。
2009年我合伙人刚加入时,就推荐买穆迪。
我当时的反应是:“我们绝不买那玩意儿!他们在金融危机里的表现简直是耻辱!”
但他很耐心,劝我去见见穆迪的CEO。在接下来几年,我见了他们高管两三次。
我自己做出了判断。
我的结论是:穆迪在危机中的行为很“愚蠢”,但并不“违法”或“违规”。
而标普内部的邮件显示,他们是“明知故犯”。
所以我们最终在2012年买了穆迪,但没碰标普。
(全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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